【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八婺大地上，革命先辈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党史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我们与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一起，为你打造一份权威的金华党史读本。每周一晚上推出，以供夜学的你。
曾任金华地委、市委副书记和市政协主席的马际堂生前曾多次谈及，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初创阶段，“谢高华的背后是厉德馨和董朝才，得到两任时任金华地委书记的首肯和大力支持。”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其间我在地委办公室工作，参与过对义乌经济的调研，本着尊重历史，还原史实，总结经验，启示未来的本意，现将自1982年至1984年底，我所知道的情况整理和辑录如下：
1981年8月，厉德馨主政金华，大刀阔斧地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婺州大地春潮涌动，农村改革势如破竹，成为全省典型，其影响波及全国。之后，金华地委大力倡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务工经商。厉德馨在1982年10月召开的金华地区全区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并指出：“可不可以发展购销专业户，也就是说农村允不允许做生意？现在看来势在必行。”发端于廿三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和永康胡库的“墁塘之路”，是当时金华地委抓的两大典型。1982年9月1日，义乌稠城镇市场整理领导小组发出了一号《通告》，正式宣告了小商品市场的合法地位，这得到了厉德馨书记的明确支持。《金华报》（1983年7月1日更名为《金华日报》）相继推出了这两个典型。1983年1月20日，刊发了由许建法、周绍雄、胡冬生撰写的《墁塘之路》；1983年5月25日，刊发了由吴瑛、叶乃禄、王志忠、洪加祥四人采写的通讯《生活的一条彩色河流——义乌小商品市场访问记》。该文三个小标题分别为：《关掉红灯开绿灯》、《渠道的闸门打开后》、《生活中的答案》。结尾一段，作者以充满激情和富于诗意的语言写道：“面对这欣欣向荣的农村，看看市场上那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人们怎能不承认：小商品市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适应时代的需要的，也是国营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可以预见，这条彩色的河流，必将越来越宽阔，它给我们的事业和生活，必将增添更艳丽多姿的色彩！”
今天再读这段文字，让人仿佛又有一种心潮难平的感觉，也对这几位金华的老报人肃然而起敬意。他们以自己的心声赞美这一新生事物，也为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找到了佐证。
1983年3月，董朝才同志接任金华地委书记之后，在至1984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组织和率领地委调查组蹲点义乌调查研究。
第一次：1983年9月金华地委举办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读书会前后，地委调查组三下义乌，历时数月，形成了义乌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综合报告和七个专题调查报告。
这项调查是为读书会准备的，而这次读书会是在完成地、县两级机构改革之后举办的，主题是“走翻番之路，让农民致富”。在地委调查组的这组调研材料中，有《廿三里农民经销小商品活动的调查》。这次读书会为期十天，以六天时间学习和准备，以四天时间进行交流。从现在查阅到的发言记录看，安排第一个发言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主要讲了义乌经济的三个发展趋势：从抓以粮为纲转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抓农业转到农、工、商一起抓，从抓生产转到抓流通抓市场上来。他还介绍了廿三里、稠城两个小商品市场，明确地表示应该从政治上鼓励，政策上放宽，技术上支持，资金上协助，法律上保护，这是我们应采取的方针。在谢高华之后，由时任地委副秘书长童效武发言，补充介绍了地委调查组在义乌调查的情况。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徐贤选则介绍了大陈乡发展冲破“三就地”（即就地取材、加工和销售）的限制，发展农村工业的情况。会后，地委以正式文件将这组调查报告批转印发各县（市）委、各区、乡（公社）党委。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写得很动情，也很精彩，现简录如下：
“义乌所见所闻，使我们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
有谁想到过，西陈大队集资办厂，三天就集资了34.3万元。
有谁想到过，在‘敲糖换鸡毛’的货郎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商品经销活动，足迹遍及全国边远十几个省，收入大大超过农业。
有谁想到过：像大陈乡这样的‘高产穷社’竟能很快改变面貌，朝着‘高产富乡’的目标阔步前进……”
调查报告还写了三段寓意深刻的议论文字，简录如下：
“由此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已在义乌县深深扎根，已发挥出巨大威力……
由此看来，解放思想不是过了头，而是还不够。我们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群众蕴藏着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对群众的首创精神认识不足，对城乡已经进入商品生产大发展时期的认识不足。
由此可见，一切新的创造，都源于群众的实践；一切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靠的也是群众智慧和力量……”
这段文字，足以说明这是四十年前，中共金华地委对义乌发展的礼赞，也是对勇立潮头的义乌人民的褒扬！
第二次：1984年1月，金华地委书记董朝才在对义乌进行为期十天的调查之后，以个人署名方式向浙江省委递交《关于义乌转变中的农村经济的调查报告》。
1983年11月，浙江省委工作会议之后，金华地委书记董朝才、金华地区行政公署专员郭懋阳组织与会的全区县（市）领导从杭州返回时，在浦江、义乌逗留了两天，参观访问了部分“两户一体”典型，使大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灿烂前景和希望。笔者曾与楼科进同志合作写过《翻番伟业火样红》的长篇通讯，刊登于同月13日《金华日报》。这次参观其实是典型引路的现场会，浦江以“鸭司令”为代表的养鸭专业户、瞄准市场发展农村工业的大陈乡、果牧渔一体的凤凰山农场等都让与会者大开眼界。参观后，董朝才书记在义乌做总结，讲如何寻求翻番之路，走出致富之路。可惜他的即席讲话，没有留下录音和记录资料。
之后不久，董朝才书记带了六位同志到义乌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调研，走访了二十户专业户、重点户，十九个社队企业和家庭企业，五个专业乡和两个专业村，还召开了由干部和农户参加的四个座谈会。调查报告分析了义乌商品经济八大令人欣喜的转变，其中有这么一段：
“农村集镇不但继续作为区乡行政中心，而且作为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农村集镇的建设提到了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义乌县商品生产的发展，逐渐在稠城、廿三里形成了两个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兴起，开始形成具有区域性经济中心的特征，它成为合作经济的依托点，城乡经济网络的连结点。”
调查报告还鲜明地提出把鼓励农民勤劳致富当作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赞扬廿三里深塘大队家家户户从事小商品生产和经营，做到男的种地，女的做生意，老少搞加工，称赞他们“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是发展商品生产的骨干力量”。董朝才书记在调查报告中，还向省委提出建议，“在发展党员时候，应该考虑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两户一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选拔符合干部‘四化’条件的人当干部。因为他们是跟随我们党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积极分子”。
读完这段话，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老领导那远见、智慧和胆识，对改革先行者们的敬意油然而生！
根据这篇调查报告的内容和精神，《金华日报》于1984年1月推出了一组《义乌见闻》系列报道。
第三次，1984年12月，金华地委调查组再下义乌，形成《革故鼎新加速翻番——义乌工农业生产“四年跨出三大步”情况调查》
这个调查报告较全面地总结了义乌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一、建立新的产业结构，实现农业产值翻番；二、运用农村承包经验，增强工业企业活力；三、“兴商建县”，搞活流通；四、围绕四化目标，不拘一格用人才；五、勇于实践、精心指导。
其中“兴商建县”部分，充分肯定了这一战略，指出“义乌县经济活跃的原因何在？就在于县委、县政府有一个‘兴商建县’的指导思想，致力于在‘活’字上做文章”。调查报告肯定了义乌县委、县政府1982年提出的“四个允许”，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以及“三个冲破”，即冲破区域界线和商品分工，冲破所有制和行业界限，冲破价格管理体制。
调查报告提出的一些观点确实有超前思考的先见之明。比如，明确指出：“专业户是勤劳致富的模范，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不能怀疑、非议他们，而是应该大力支持他们。”义乌连续三年召开专业户代表大会，1984年初还召开了千人家庭工业户代表大会，在全省属于首创。正是在这种政策思想的影响下，全地区出现了一批曾经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挂过黑牌，站过台角、挨过批判的人，率先成为致富能人，披红戴花受表彰的现象，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议富、学富、赛富、夸富的生动景象和社会氛围。
这份调查报告在总结义乌经验时，充分肯定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指出：“义乌县经济建设发展很快，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都不是县委、县政府事先设计一个模式去‘搞点’搞出来的，而是他们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及时总结，然后加以推广所取得的。”
（作者退休前系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