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海（1948—1994），浙江兰溪人。曾任兰溪市林业局人秘股股长、兰溪市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兰溪市农经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等职。

他视农业为命根子，视农村为自己的家，视农民为亲兄弟，带领干部、群众开垦山地，种植杨梅，兴修水利，拓筑道路，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7岁。逝世后，中共浙江省委作出《关于追授杨东海同志“党的好干部”荣誉称号的决定》和开展了向“党的好干部”杨东海学习的活动。

杨东海任兰溪市农经委副主任的同时，兼着农业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在农业投入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这笔每年100多万元的基金特别为乡村干部和群众所渴望。杨东海把这笔钱掂了又掂，坚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口上。凡是他支持的项目，都是农民渴盼的“及时雨”。立项上报前，他都要安排或者亲自到实地踏勘，看申请的项目实不实、值不值。资金下拨后，他还要限时验收：一个钱到底掰成几块用？因此，他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沉在乡下，人称他是市府大院里的“下乡专业户”。他在农经委为政清廉，有口皆碑。1994年，他到北京参加培训班。回来报销前，他特地把休息日去游览或在市区走亲访友的车票一剔出。同事们说：“老杨你是领导，谁会管你的车票呢？”他说：“国家让我去培训已花了很多钱，我怎么还好意思揩油呢？”在京20天，包括往返火车票等全部费用在内，他只报销了743元。

杨东海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健壮的身体，然而，病魔却在窥视他。从陈家井村挂职回来，他时常觉得心跳异常，觉得胸间有只无形的怪手在狠掐他的心窝，喘不过气来。起先，他只当是累了，后来越来越严重。

熬过一年多之后，直到1991年11月，组织上“强迫”杨东海到杭州的浙江医院住院检查。入院后，医生让他住进一病区。他一看，怎么是双人房，而且还有空调？他迟疑了半天，央求医生给他换一间收费便宜的病房。医生不解地问他是否自费住院？他解释说：“报销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们市财政比较困难，住这么高级的病房我心里不安。再说，住差点，对我治病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他又托人辗转找到院长，一再恳求换房。 

院长被感动了。在他收治的许许多多的病人中，很少见过像杨东海这样“开后门”要住差病房的。

经多方会诊，确诊杨东海患的是主动脉扩张症，在紧连心脏的血管间已鼓起了一个大得惊人的瘤状体。医生们说：这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若想根治，唯一可行的是动手术。 

杨东海有些吃惊，想不到自己病成这样。他问医生，手术后还能不能工作？医生告诉他，起码要休息一年，之后也只能做些轻便的工作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杨东海知道在自己的人生之途上要择路而行。他对妻子说：“凡奇，我才43岁，还年轻，可以拼一拼，再干点事，如果开一刀，我就在要在病床上呆着了。你看能不能再过几年动手术呢？”深知丈夫脾气的孔凡奇流泪默默地点点头。

仅住院47天后，这位“危重病人”就执拗地出院了。出院后，杨东海立即把一份《关于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交给市政府，这是他在病床上写的。从此，他再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1994年6月，连续的大暴雨，使兰江水位猛涨，沿岸各地堤防开始告急。在抗洪救灾的危急关头，杨东海不顾安危，主动深入抗洪第一线，连续四天三夜带领群众奋勇抗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坚持工作，为兰溪农村经济的发展筹谋划策。

杨东海去世的第二天，他曾挂职的陈家井村村民就赶去吊唁。由陈家井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署名、七易其稿写就的碑文，寄托着百姓的哀思，更刻入了他们的期望：

“……杨君律己唯严，清廉自守，关怀民瘼，志在悯农，泽及桑梓，口碑载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口碑更胜石碑，人心重于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