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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人邵飘萍是我国著名新闻先驱，其生平事迹对于家乡人来说耳熟能详，但其夫人汤修慧作为我国早期著名女报人的身份则知之者甚少。其实汤修慧与邵飘萍一样，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报人，当年她除了是邵飘萍生死不渝的伴侣还是其办报的得力助手。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逮捕杀害后，《京报》被迫停刊。汤修慧强忍悲痛操办好邵飘萍的丧事，又回过头来重振事业，使得被查封的《京报》得以复刊，并以社长兼总经理名义主持工作，亲临一线从事采访活动。七七事变后，她以民族大义为重，停刊并抛弃全部资财，逃出北平辗转于后方各省宣传抗日，始终牵挂着当地新闻事业。

协夫办报  人称“汤二爷”

　　汤修慧出生于1890年，祖籍江苏吴县。母亲早逝，自幼随父在金华游坊巷开照相馆。邵飘萍在金华中学教书的时候，《申报》聘其为特约通讯员，司杭州、金华之地方通讯，经常跑照相馆，一来二去，便熟悉了。邵飘萍见汤修慧聪明伶俐，但奈何读书太少，就劝说汤修慧的父亲，送其去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学费由他来出。两人由此结缘，并于1912在金华结为伉俪。

　　邵飘萍、汤修慧夫妇与孩子

　　之后，邵飘萍发表时评揭露袁世凯称帝野心，称“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因而被捕入狱。汤修慧经多方周旋营救邵飘萍出狱，并送其东渡日本。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回国，夫妇二人一同北上。

　　邵飘萍流亡日本时写给汤修慧的信

　　邵飘萍流亡日本时写给汤修慧的信

　　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汤修慧负责内勤编辑发稿事宜。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邵飘萍任社长，汤修慧任社长助理兼记者，负责出版发行和经营管理等业务。汤修慧善于交际、胆气豪壮、能为丈夫出谋划策，处理事务往来比邵飘萍还果断，堪称女中丈夫。

　　由于《京报》主张民主政治，言论激烈，时事性强，很快成为京师最大的畅销报。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邵飘萍、汤修慧夫妇到北京大学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负责为学员讲授新闻知识和办报经验；汤修慧则负责为学员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和采集方法，学员中的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高君宇后都成为时代的精英。邵飘萍为了培养学员的办报经验，在《京报》又创办了《新闻周刊》，专供新闻学会的学员练笔之用，汤修慧则带领学员们外出采访练生，使学员们很快掌握了新闻要领。青年毛泽东时常到邵府拜访两位老师，称呼邵飘萍为“先生”，称呼汤修慧为“师娘”。汤修慧得知毛泽东刚到北京，孤身一人，生活上比较清苦，于是经常解囊相助，毛泽东为此十分感动。毛泽东吸收了邵飘萍、汤修慧两位老师的办报经验回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其风格与邵飘萍、汤修慧所办的《京报》风格多有相近之处，可见毛泽东承传了两位老师的办报经验并加以弘扬。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采编主任斯坦利·瓦利克尔曾说，新闻是建立在三个W之上的：即Women(女人)、Wampum(金钱)、Wrongdoing(坏事)。民国时期的窑子正是女人、金钱、坏事集中之所，也是新闻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民国的报人，很多都是那里的常客，包括邵飘萍、成舍我、张恨水等，而汤修慧也经常跟着丈夫一起逛窑子，目的就是挖新闻。

　　据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回忆，曾多次在北京八大胡同碰到过汤修慧。她打扮得珠光宝气，出手大方，人称“汤二爷”。汤修慧一口苏州话和八大胡同南班的姑娘言语相通，常仗义帮助她们向老板讨公道。作家张恨水也曾不止一次看到姑娘们将血汗钱交给汤修慧，托她寄回家乡，接济亲人。

　　正因为如此，汤修慧的活动能量很大。她从八大胡同姑娘口中，打听到很多政治要闻、秘闻。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曹锟贿选事件了。直系军阀曹锟为当上大总统，用搜刮来的70万大洋，秘密收买几十名国会议员投他的票。这条丑闻，是曹锟的亲信在逛窑子的时候，酒后失言传到了汤修慧那里的。

　　《京报》用头版登出了曹锟贿选一事，舆论哗然。京都众报迅速跟进，很快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曹锟恼羞成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邵飘萍为避开通缉，躲进了东交民巷。后经汤修慧多方周旋，《京报》得以复业，新一轮开张之日，名声更大。

　　在当时的八大胡同里，几乎无人不知“汤二爷”；在当时的新闻界，也几乎无人不知“汤老板”。

　　在新闻事业上，汤修慧是邵飘萍的得力助手，协助丈夫约稿，参与编辑，取舍颇有见地，还经常为《妇女时报》《国民周刊》等报刊撰写评论文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抨击压迫妇女、雇佣童工加以剥削等丑恶现象，文笔朴实生动，显示出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见识，被成舍我誉为“女性中出类拔萃者。在为人处事上，汤修慧仗义敢为，乐于帮助穷苦人排忧解难，对流落在京的同乡，除出钱安排食宿，还屡屡购买火车票送他们回乡。

继承夫志  重振《京报》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下令整顿新闻界，整肃名单第一名就是“京报的邵飘萍”。汤修慧消息灵通，得讯力劝丈夫南下。邵飘萍不肯，只是缓和了笔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汤修慧力劝丈夫多提防些，最好暂避上海租界，北京的家和报社由她照应，而邵飘萍却低估了敌人的凶残和狡诈，不知危险已向他逼近。对方表面对外放风说不计前嫌，但私下又交待警备司令王崎:抓住邵飘萍立即枪毙。

　　4月26日，作为京报社长兼主笔的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名而饮弹身亡。

　　作为一个新闻人，邵飘萍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所创办的《京报》，《京报》被后人誉为“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邵飘萍遇害前，有人曾问他：“你出走后，这个京报馆、通讯社怎么办呢？”邵飘萍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果如他所料，邵飘萍牺牲后，汤修慧没有气馁，经过多方努力、斡旋，于1928年6月12日，再次使《京报》复刊，并亲自撰写了《京报二次复活宣言》说：“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修慧盖无日不锥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字体行间，无不表达了她继承夫志、前仆后继的决心。

　　《京报》在汤修慧手上非但没有没落，而且办的还很出色，有人曾评价她所办的《京报》：“极具眼光与伟识，平津各报，除了《大公报》外，当居第一把交椅。”

　　给汤修慧先生的信

　　1928年底张学良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汤修慧主持《京报》经常报道东北三省整顿边防，发展经济的成就，立论公允，张学良对她不计前嫌表示了钦佩和感激。由于汤修慧继承了邵飘萍的遗志仍致力于关心社会关心时局，立论客观公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督促批评政府，如该报发的一些时评与杂文就含蓄地批评过蒋介石的举措。尽管较温和，但仍遭到忌恨，导致京报馆再次被查封。张学良投桃报李，从中斡旋，《京报》才又复刊。

　　富有爱国心的汤修慧坚决主张抗日，为此曾收到要杀掉她的匿名恐吓信，汤修慧机智地挫败了日本人的捣乱和阴谋，还参加了北平妇女联合救国会。

　　抗战全面爆发前，当年抓捕邵飘萍的王崎又在天津、北平出现，并投靠了汉奸。汤修慧决心为夫报仇同时也是为民除害，她雇杀手伺机行刺王崎。王崎被枪手伏击受了重伤后，警察局为此传唤汤修慧。汤修慧在否认的同时列举了王崎勾结汉奸和日本特务危害国家的种种劣迹，此案终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

　　汤修慧凭一己之力将《京报》艰难维持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于敌手，汤修慧不甘屈服日寇的蹂躏，抱着绝不当亡国奴的信念，毅然放弃、关闭了自己终生为之奋斗、苦心经营了20年的《京报》及全部财产，只身一人潜出北平，辗转奔波全国12个省。张恨水曾回忆他在重庆见到汤修慧时，她谈锋甚健，关心时局，痛恨官场腐败，说:“我凭办报人的直觉判断，蒋介石不配当抗日领袖，他抗日是勉强的，是被形势所迫……”

　　汤修慧曾于1945年4月和民主建国会的胡厥文、施复亮商谈，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在重庆出版《京报》，后因具体条件不一致，没能达成协议。日本投降后，汤修慧辗转回到北京，继续办起《京报》，每天四版，后因印刷设备、纸张及编辑人手不足，开支日增、广告日少等原因，宣布停刊。

　　1949年4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繁忙日子里，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慰问汤修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修慧作为爱国人士经常参加北京宣武区政协会议、时政报告会等，她常主动发言，要求恢复出版《京报》，提高邵飘萍在人民中应有的地位。

　　邵飘萍烈属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汤修慧被送回金华接受劳动改造。汤修慧向毛泽东主席写信自诉冤屈，毛泽东立即批示予以纠正，并将汤修慧接回北京平反昭雪。受到毛泽东保护的汤修慧后来离京赴苏。1979年她刚回到百废待兴的北京，政府已决定将邵飘萍遗骨迁入八宝山，报纸上也几次发表文化新闻界人士怀念邵飘萍的文章，这对汤修慧是极大的安慰。

　　汤修慧晚年向家乡捐赠邵飘萍遗物

　　1986年3月，汤修慧病逝于北京魏染胡同寓所（原京报馆旧址），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