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八婺大地上，革命先辈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党史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我们与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一起，为你打造一份权威的金华党史读本。每周一晚上推出，以供夜学的你。　

      金华是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地，涌现了不少全国知名党史人物，其中红色新闻先驱是其中最亮丽的组成部分，从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邵飘萍到台儿庄大捷报道者曹聚仁到著名战地记者雷烨，以及陈望道、冯雪峰、石西民等在新闻采编、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形成了红色新闻先驱频出的“金华现象”。除上述耳熟能详的红色新闻先驱，金华还涌现了胡济邦、赵平生、金瑞本等一批红色新闻人物，从本期开始，夜读党史将回望金华的红色新闻人物，诠释与彰显其精神特质，进一步丰富红色精神谱系，擦亮八婺人文标识。

　　“中国女记者胡济邦以柔弱之躯全程经历卫国战争，冒着炮火报道了苏联人民的坚贞不屈、法西斯军队的残暴、俄罗斯军民胜利的喜悦，鼓舞了中俄两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2015年5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在《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文章中这样说。

临危不惧的战地女记者

　　被誉为“中国前往苏联的首位杰出女性”的胡济邦是金华永康人。1911年农历九月，出生于永康市古山二村。自1932年开始，在外求学的胡济邦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于23岁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便利为党组织传送情报，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1935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使馆工作，组织上交代她任务：利用国民党大使馆的岗位为党也包括为苏联党做工作。

　　此一去，开启了胡济邦一生中最为灿烂的篇章：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女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这些象征着特殊荣誉的身份，都属于胡济邦一人。

　　胡济邦到达莫斯科后，任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莫斯科的风雪严寒，她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程，数次死里逃生，写出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

　　卫国战争打响后，胡济邦主动要求进入前线采访，用手中的一支笔，忠实记录了卫国战争的全貌。在五年时间里，她坚持在主战场上记录战况，先后发表了多篇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等，并实地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性照片。

　　外表看上去斯文秀气的胡济邦，品性却英勇而果敢。有一次，她正在采访战场上的伤员，身后不远处，突然冲出来一个德军士兵。万分危险时，胡济邦不慌不忙，捡起伤员掉在地上的手枪，抬手“呯”地一枪，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德国兵。

　　胡济邦曾采访被俘的德军元帅鲍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大捷的第四天，胡济邦就向国内发回一万多字的斯大林格勒专电《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该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若胡济邦不亲临斯大林格勒前线，就无法让后方的人们感受到那场战争绞肉机般的残酷。

　　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将军曾举行晚宴招待记者，并单独接见胡济邦。他说：“今天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漂亮的中国女记者，特别高兴。”朱可夫热情地向胡济邦举杯敬酒。胡济邦深知，将军的酒，是敬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她也向将军举杯说：“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为将军和他军队的胜利而干杯！”

　　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投入新中国的建设。

　　1956年，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国。她常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报》共发表她的专稿31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曾于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1962年10月至1965年，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胡济邦笔下生花，纵览国际风云，其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还于曾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

卓越出色的女外交官

　　奔赴前线的同时，胡济邦也不曾忘记自己外交官的身份，她精通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语言，和苏联元帅斯大林谈话时，她就说俄语；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谈话时她就说英语；而和法国总统戴高乐交谈时，她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还曾用匈牙利语去采访过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她以卓越的外交能力，成为莫斯科新闻、外交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时，北京刚解放，新中国还没有成立，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胡济邦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翻译了《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等大量文件，为新中国的工会建设起了关键的作用。随后，胡济邦在外交部办公厅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近7年，为共和国外交部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高度赞赏。

　　在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胡济邦也有出色的表现。她曾在苏联，遵照党的指示，通过外交途径，全力促进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沟通与文化交流，并结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

　　胡济邦的丈夫毕季龙于1979年至1985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胡济邦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多年来，夫妻俩共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等国，结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胡济邦与毕季龙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1995年，胡济邦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