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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视窗⑯丨金华名儒朱一新变法思想浅析

2019-04-11 15:24:27    来源: 浙江在线   特约作者 ​施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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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习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八婺大地,发展迅速,万象纷呈,该如何解读,该有怎样的视野。我们和金华市社科联一起,为你打造一份权威的金华社科读本。每周四推出,帮你解开现象的迷雾,助你追寻理论的真谛。 

  近来,我读朱一新(清末著名学者,义乌朱店人)的专著,觉得其人伟大。金华名人录里收罗40多人,近代名人占18位,黄宾虹、张书旂都在里面,但没有朱一新。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

  直言受责,被誉为“真御史”

  朱一新,号鼎甫,义乌朱店村人,人称“朱义乌”。其志及一生最显著之作为如其名、号所蕴,乃欲一新国家之旧制,并试图将故国文化在纳新后鼎立于天下。其思想与今日普天之下文化自觉的思潮依然相契合。

  朱一新生于1848年,5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后入金华丽正书院一年,再转学杭州“诂经精舍”修学二年。“诂经精舍”由乾隆朝浙江巡抚阮元创办,一新就学时,山长为经学家俞樾。是时“诂经精舍”视学业优劣特置超等生六名,一新即其中之一。在“诂经精舍”对经学的认真学习,使朱一新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当其面对国难,认为需要提倡宋学之探求义理、经世致用时,对乾、嘉考据学琐碎之流弊及乾、嘉学人张皇过甚之态度的批判能做到“入室操戈,至其痛处”。

  朱一新同治九年(1870)中举,光绪二年(1876)中恩科进士。先在京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一年(1885)秋外放任湖北乡试副考官,是年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职司言官。其间朱一新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其中说:“今夏巡阅海军之役,闻有太监李莲英者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外臣所能喻。”

  慈禧阅表震怒,诘问“深宫或别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什么意思?朱一新上《明白回奏疏》,进一步揭露李莲英恃宠而骄、妄自尊大的罪过。慈禧将朱一新降职为六部主事候补。直言受责,朱一新就以母亲患病为由请准回乡。当时因此举被誉为“真御史”。

  从此,朱一新远离官场,而专心于精研学问,教授学生,覃思时政,并形成其稳健变法的思想。

  陈寅恪认为先祖先父之主变法,思想源流在朱一新

  谈朱一新,必涉及康有为,因为朱一新是康有为欲推“两考”(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时第一个希望得到认可的学者,结果朱一新反而成了第一个批判他的人。我们知道近代变法向有两源,一是康梁变法,一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关涉张之洞幕下两个人,一是辜鸿铭,取其西学为主;一是朱一新,取其中学为要,实则朱一新的中学也已经调和汉宋,别有新意。

  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此处先祖乃指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先父即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行变法的陈三立。

  陈寅恪先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其耿介个性,岂肯将其祖其父变法之思想源流轻许于人。

  对康有为的驳伪有理有据,康有为之挽联自称愚弟

  朱一新之《无邪堂答问》,是其被张之洞力邀,出任“广雅书院”山长期间,辑录答学生所问之书。其中部分内容分析今文公羊学学术之不端,朱一新认为学术不端之危害不仅止于学术。其实,朱一新对康有为的观念虽可谓不满,但介乎康之变法初衷仍属爱国,故其对之用心良苦。按其学生所说:“先师与康君相交有年,爱其才,而惜其学术之偏驳,每见必辩论,且屡贻书规讽之。”

  当康以《新学伪经考》第一个欲向朱请益时,朱一新反复致信以驳其偏。朱一新驳斥康有为之变法要害为“援儒入墨、变夏为夷”,指出康之所谓尊孔子,是树孔子像而拆孔庙屋宇。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以十页篇幅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及当年两人往来书信中内容,以批康有为的考据失偏。朱一新对康有为的驳伪有理有据,钱穆认为足以驳倒康之理论。

  朱一新去世后,康有为之挽联自称愚弟,其中有“鹅湖异同,行将合并”字样。“鹅湖异同”,是康有为借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上绕鹅湖寺举行的,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之间一场延续数日的辩论,来比喻他与朱一新之争辩。

  康有为性格自负,而面对对其《新学伪经考》作出如此严厉批判的朱一新时,并未恼羞成怒以至翻脸,一可见朱一新的人格魅力;二则见康有为出于为改变国家困境亦能有所忍受(康有为还编有《朱一新论学文存》一书)。当然,“行将合并”四字乃虚饰,康、朱虽都欲变法,但宗旨大异,朱一新弟子为撇清之,特在康之挽联后注明:“先师学术教术与康君判若冰炭。”

  张之洞曾言:“祸不在四海之外,在九洲之内。”因为在张之洞、朱一新眼里,列强要驱,国弱要振,但改良的底线是不能摧毁立国之本,若以丧仁义为代价,从更长远眼光看,则国难更甚。此观点是否睿智,读者自思之。

  要在识大体中国经典的前提下取西法之长

  朱一新所倡之变法则是欲借西法所长以改旧制。现代学人王元化先生曾称赞朱一新是那个时代之同人中,对西方了解最多者。王元化曾在多篇日记中记述其读朱一新著作后的感佩。

  朱一新之为学倡导兼收并蓄,其曾有言:“商榷学术,洞澈源流,不独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持此胸怀,朱一新认为西方有其长,应予学习借鉴。在其任言官时,其多道建言相涉海防、边防、海军之建立,以及与日本、俄国等国之关系,均可见其开阔的视野。其教授学生内容乃中西合璧。但朱一新的思想中与康有为最大不同即其有最根本的坚守,就是要在体识中国经典的前提下取西法之长。

  朱一新有言:“义则百世所同,制则一王以独。”这与西方在处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时所尊循的原则“上帝的归上帝,凯撤的归凯撤”相符。上帝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管理人类之良知,而凯撤大帝所直面的是俗世政治。西方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再向资本制不断变更,但其基本道德观与基督教文化之主旨却亘古不移。朱一新认为,怎样治理当世,每个皇帝的举措都可因时因人而异,尤当其所处之内忧外患之时,就该应况提倡变法,此即制则一王以独。但绝不可如今文学派,否定经历代先人精研完善用以安定中国人精神的经典。“经者,常也。”他认为经典是中国文化精华,所蕴涵的乃是代代先贤在历史因革损益中永恒不变之义例,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此义则百世所同。

  今人反思新文化运动,有学人认为最大失误是将西方工具理性中用于治世的科学与民主,当年所称德先生和赛先生者,错与针对中国文化中价值理性之精华,将人类本应遵循的孝道、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都要予以打倒。殆祸至深,以至此后之中国乱象丛生。至今多数国人仍对天地无敬畏之心,无精神家园可藉存放灵魂。

  朱一新早于“五四”数十年,即已指出了内圣与外王应有“义则百世所同,制则一王以独”的区别,其睿智令人感叹!

  辜鸿铭对张之洞变法有论:“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所以保名教。”先贤之真知灼见有被认可之日乎?藉此理念的改革若成功,国家藉学习西方工具理性(含科学进步、现代化、公民社会诸因素),国得以强、民得以富。而在精神层面上仍以足可安定人心之儒文化为核心,与人相亲、万物共谐,则这样的中国诸君觉之如何?

  窃以为这才是朱一新所欲一以新之,而能有尊严地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存储有古风的泱泱大国。

  (作者系王羲之研究院浙江分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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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金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