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口碗残件
浙江在线-金华频道3月20日讯（浙江在线 记者 吴旭华）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盛唐时期诗人陆龟蒙的一首《秘色越器》，让人们知道了一种神秘的瓷器——秘色瓷。因为此诗吟诵的是越窑瓷器，千百年来，人们以为秘色瓷一直只为古代的越窑即今天的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原属余姚）所特有。随着时光流逝，越窑秘色瓷那种青中微带黄色及青水般湖绿色，犹如千峰碧翠的美好色泽，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版图上无人破解的千古之谜，构成了永恒的魅惑。
2018年的一天，东阳一位老陶工的后代周马剑前往南马镇瑶仪自然村勘查古窑址。在村外的小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碎瓷片裸露于阳光下，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年轻的周马剑随手一拨拉，一件青中泛黄的葵口碗残件呈现于眼前。碎裂之处，可以看出白中带灰的胎体细腻坚致，薄薄的釉层透明而质如玻璃。碗沿和碗底内壁划刻的弦纹圈精细流畅而又刚劲有力。欣赏良久，周马剑忽然想起此碗的造型与纹样，和他在苏州博物馆看到的一件秘色瓷器高度类似。经过搜索比对，他确定此碗与历史上的秘色瓷归属同一体系。
难道，东阳历史上也曾产秘色瓷？
唐婺州窑青釉高足花口瓷碗
宋婺州窑青釉莲瓣纹青盖罐
吴越时期，东阳曾产秘色瓷
周马剑的发现与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在出版于1984年的第26期《景德镇陶瓷》里，时在金华地区文管会供职的贡昌就提出了一个为学术界认可的观点：“五代、北宋时期的浙江越州、婺州窑青瓷，誉为秘色瓷。”贡昌还摘录了清代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录》作为例证：“秘色窑，吴越烧造者。钱氏有国时，命于越州烧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由此可见，“秘色”既是一种色泽，更大程度上则是一种礼制，即供皇家专用。
上世纪80年代，金华地区文管会曾开展大规模的婺州窑址调查，发现整个金华地区（含衢州）共有窑址三十多处。其中，五代、北宋婺州窑青瓷窑群在东阳就有7处，分别是葛府窑群、苞竹窑群、陶村窑群、上安恬窑群、东庄窑群、歌山窑群、燕山窑群，数量居当时的婺州各府县之首，主要集中于今天的南马、歌山和虎鹿等镇乡。
唐代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对全国所产的青瓷作了排名：“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婺州窑所产的青瓷质量被排在第三位。
“我曾经去过余姚上林湖越窑遗址，无论是窑址规模还是遗留的碎瓷片面积，都无法和东阳的葛府、苞竹等窑群比较。而从此次的发现看，东阳所产的青瓷品质并不亚于越窑青瓷。”周马剑自信地说。五代时，闽人徐夤曾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用“古镜破苔”“嫩荷涵露”来形容秘色瓷的特点，用“明月”和“薄冰”来形容秘色瓷的润泽。虽然旧时东阳所产的青瓷佳品已不复可见，但从窑址上的残件与东阳博物馆中的部分馆藏瓷器来看，可以确定它拥有秘色瓷的各种基因。
贡昌的论文同时提示，五代时期的婺州属于吴越国，在钱俶统治下，受战事影响甚小，经济相当繁荣，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了唐代。钱氏能够偏安东南沿海，避免战事，保住“小皇朝”，与他历年向五代中原皇朝与宋皇朝进贡有关。据文献记载，仅在宋建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间，贡宋瓷器竟达17万件之多，其中太平三年就两次各进贡瓷器“五万事”。这么多瓷器仅靠越窑当时的规模无法完成，因此邻近的婺州窑分担了大部分。当时的浙江青瓷还是浙江对外贸易主要商品，为此，钱俶专门在越州和婺州置官监窑，以确保供应贡瓷和对外贸易的需要。
葛府窑群，声誉冠冕婺州窑
周马剑发现“秘色瓷”的瑶仪窑址，是葛府窑群的组成部分。金华市博物馆副研究员赵一新在其论文《解读葛府窑》中指出：“东阳的葛府窑就是婺州古瓷在五代到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口。”
南马镇瑶仪自然村古窑址，历史上属于葛府窑。
葛府窑址在今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自然村长约十余华里的东北侧山麓一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着葛府村的伏虎山、来龙山坡，苞竹自然村的黄草山、上前山、银棠山、馒头山、下前山、官桥山、前蔡山，瑶仪自然村的窑山头、前山头，下格村的金塘坞、荷花蕊、红墩岭，下和自然村、下安恬村的圆蓬山，东庄自然村的后山头等山坡窑场，共16座山30多处窑址，保护面积达163450平方米。其中的核心区为来龙山坡和山脚下的蔡大塘，面积约65450平方米。其中，仅来龙山坡上就有6条龙窑，均长50米以上。关于蔡大塘，当地一直流传说是挖瓷土形成的塘，面积超过50亩，解放前一度被称为东阳南乡最大的水塘，由此可见之前葛府窑瓷业之盛。从塘的地势看来，这里的瓷土层埋藏较浅，只要挖两三米就可以见到优质瓷土。
虽然葛府窑址至今未开展科学发掘，但仅根据地表遗留的瓷器残件，可以确定这里主要出产碗、碟、杯、盘、粉盒、盏托、执壶、灯盏、蟠龙瓶、渣斗、高脚碗、小盖罐、莲瓣尊、烛台、钵等十几类产品。这些瓷器造型优美，胎骨灰白，胎釉结合良好，釉层或厚或薄但都非常均匀，而且釉层玻化程度很高，釉色青绿，釉面光洁滋润。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行走在葛府窑遗址，触目所及这些口朝上堆放的瓷器，也许，它们也会在夜半时盛载露水，在月光下发出清冷的光，缅怀曾经的繁华吧。
缠枝牡丹纹
花草纹
蕉叶纹
葛府窑所产的瓷器质量上等，除了当地优质的瓷土、上佳的水质、丰富的松材等原材料，还与烧制技艺有关。在窑址上遗留着众多匣钵和垫具。赵一新等人提出：“用匣钵装烧是婺州制瓷业发展的一种标志。在唐代中、晚期之前，没有匣钵装烧，因此所制造的瓷器比起唐代中、晚期之后就显得粗糙。在唐代中、晚期之后使用了匣钵装烧，使得婺州窑制瓷业很快发展。葛府窑是继承唐代中、晚期的歌山窑后充分体现了这种成就的主要窑口。
匣钵装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个匣钵装烧一件瓷器，这类瓷器对质量要求极高；另一类是一个匣钵装烧多件瓷器，这时就需要用垫具把它们分隔开来，免得粘连在一起。
1963年，城区法华寺内的中兴寺塔倒塌，塔身夹层中出土了一批破碎的青瓷器。专家认定，这批瓷器中的碗、盘等器物与葛府窑下层产品的胎色、釉色、造型、纹饰完全一致，应为当地产品。巧合的是，捐建中兴寺塔的“金主”葛仁皎，正是葛府窑的重要产权人。
龙窑烧制，婺州瓷鼎盛代表
在贡昌和赵一新等专家看来，葛府窑瓷器堪为婺州古瓷鼎盛期中的代表。从中兴寺塔出土的瓷器看，这批青瓷器多为灰白色胎，瓷土淘洗比较精细。各种器物造型规整，制作精致，胎体较薄，釉色均匀。装饰方法以刻花、划花为主。刻花多为仰莲瓣，刻于碗外壁，层次分明，花纹微凸。划花工整秀丽，构图简练，多施于盘心。釉色多呈淡青色，部分略泛黄，釉层均匀，开细裂纹，基本不见聚釉、漏釉现象，可见工艺水平较高。
葛府窑所产的瓷器，有一点引起了许多考古专家的注意，就是瓷器的玻化程度都比较高。专家指出，这与窑温有关系。而窑温往往与窑炉的形制密切相关。从调查时地面所遗留的窑口看来，葛府窑都是龙窑，就是顺着山坡而建的长条形的窑。对于龙窑，长度是非常重要的。在金华范围内，汉代以前的龙窑长度一般为十余米，到唐中晚期延伸至30米左右。但葛府的龙窑长度都在50米上下。龙窑的长度越长，窑温就越高。正因为如此，葛府窑的窑温要高得多，因此所产的瓷器玻化程度较高，釉层看上去带着玻璃样的透明感。
因为龙窑，当地还传说葛府遭难是因为朝廷夜观天象，发现这里火光熊熊，将有“真龙天子”现世，故而诛葛氏九族。其实，这只不过是对明成祖一手造成“葛诚靖难”事件的别样演绎。
此外，葛府窑的胎质比婺州地区的其他窑口要洁白细腻，这是因为当地的瓷土含铁量低，同时淘洗精细，降低了灰度，显得洁白。同时，葛府窑瓷器的釉更厚且偏绿，也使最终成品更加接近“千峰翠色”。当这一抹青翠的光芒闪耀时，该是何等的摄人心魄！
正是独特的龙窑烧制技艺，加上优质的瓷土和釉料，才在万千瓷工的巧手下，化成了中国瓷器史上最神秘的那抹“秘色”，成就了婺州窑巅峰辉煌。
因为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严格保密，秘色瓷已经失传。但是，以周马剑为首的一批年轻“窑工”正以葛府窑瓷器为标本，致力恢复古老的龙窑烧制技艺，以东阳瓷厂老员工徐旭红为代表的一批“瓷人”也在孜孜研究婺州窑文化。随着两大项目被列入东阳市级非遗名录，两股力量的融合，正在推动婺州窑文化复兴，推动秘色瓷回归东阳。